不能忘记918——部落全民爱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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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战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响应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别于９月２０日、２２日、２５日、３０日和１０月１２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在有关决议中特别要求当时的满洲省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侵略，加紧组织军事力量进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９月２５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街头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和传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支援下在东北各地蓬勃发展，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１４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血沃疆场。中国共产党也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住考验逐步壮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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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东北已经有了多支抗日队伍，如“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抗日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１１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它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１１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抗日英雄赵一曼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６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１１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１９３６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２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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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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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通过先征服“满蒙”而后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日军侵华“纪念章”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７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８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时曾供认说：“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成长，就是关东军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侵略东北并企图巩固侵略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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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 　　１８９４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１８９５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１９０５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１９１４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１９１５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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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１２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２月５日将哈尔滨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开始，仅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３，０００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19路军奋起反击 　

与此同时，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图中前排左起：卢广积、王卓然、孙恩元；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至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九一八事变后，张贴在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1937年7月北平守军用先进的机关枪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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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咳嗽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 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光明的道路

　　“9·18”以后的每次危机中，中华民族都曾经站在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已经知道不抵抗主义和消极防御是一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道路，那么光明的道路是什么呢？

　　这就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平时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战争时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战火危及国土。

　　在现代条件下，虽然敌方飞机和导弹等先进兵器打击范围很远，但我方也同样可以用远程打击兵器威慑敌方基地和本土，最终同样达到保护国土的目的。

　　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

咳嗽

　１９３１年春，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原则上规定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而沈阳是东北四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决定选定沈阳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并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莹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日本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在他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六月底（１９３１年），在策划参谋旅行时，石原和板垣对关东军的部分人员说，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这一计划。花谷和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首先参与商谈。不久，又要求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予以合作。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来到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虎石台）处，摸川岛的底细，问他：‘关东军如果动手的话你打算跟着于吗？’川岛也是河本大作在第十连队（小仓）时的部下。川岛和小野一到花谷那里，花谷就说：‘不想于的人干脆回中央’，接着对北大营占领计划作了说明。最后在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今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两、三次聚会后”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板垣与石原等人制定的柳条湖事件具体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２.５ 公里处的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攻击；二是时间安排在９月２８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实施这一计划，他们慎重地物色人选。“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也参与其事。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正考虑“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１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２中队长）、儿岛少佐（驻奉天第２９联队附）、名仓少佐（驻奉天第２９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使他们知道并支持计划，以便届时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９月１４日，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一个非常时期的紧急碰头会，参加的有抚顺警察署长、车站站长及在乡军人分会长，川上在会上透露说：“抚顺中队在万一的情况下，担负着奇袭奉天机场的任务。”这一情报传到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耳里。翌日，林久治郎便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一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９月初，日本国内就有关东军少壮军官要在东北动武的传闻，曾引起内阁乃至天皇的注意。尽管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贵族院等在“满蒙问题”上热衷于强硬主张，但内阁的多数成员还是支持币原外交的。接到奉天总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南次郎等考虑到“除安达内相以外的大部分阁员都还缺乏认识的今天，还得要忍耐”，“于是乃派参谋本 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并给本庄带去一封信，信中说：“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他赞成尽早发动“事变”。因此，他在从东京出发之前，曾示意桥本欣五郎拍密电给关东军板垣等人，要其提前行动。……九月十五日，板垣接连收到９月１４日晚桥本拍来的三份电报。夜幕降临后，在奉天特务机关进行了最后磋商（出席的人有石原、板垣、三谷、今田、川岛、小野、花谷、儿岛和名仓梁少佐）。花谷宣读了桥本的来电，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结果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就此罢手太遗憾，还是采取断然行动（今田）；有的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花谷）。双方争执不下。”到十六日早晨，住在沈阳馆的石原给三谷打电话，三谷急忙赶去，石原重又对他说：如果守备队想干就干吧！立即把今田叫来，让川岛中队长负责执行任务。板垣只说了一句‘是吗？还是要干吧，’于是终于决定动手。十六日凌晨二时，特务机关的会议结束后，花谷说过：‘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今田当时反对这一意见，坚持说：‘务必要在看到建川以前，锐气未减之际动手。’令田这次被石原叫来，听说要动手，高兴得跳了起来，赶忙把川岛叫来，要求他在十六日以前动手，越快越好。但因来不及准备，最后决定十八日动手。”

　　　　爆破铁路

　　９月１８日，板垣在完成了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后，才去迎接从东京赶来的建川美次。他安排花谷和建川一起在“菊文饭馆”饮酒交谈，便匆匆地赶回特务机关，等待着他谋划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具体执行者今田，已经准备好了４２个黄色方形炸药包，并告诉他中队里的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今晚动手”。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全副武装演习的架势，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川岛率领一百零五名部下向文宫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沟爆炸地点三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前面一带。具体进行爆炸活动；河本，他属于柳条沟分遣队。河本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正值晚上１０时２０分左右，即距预定于晚１０时４０分到达奉天的快车即将通过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对这天晚上的情形，花谷正在１９５６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有更为详尽地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制造舆论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令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宫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都按计划进入各自地点，担负起警戒、联络和进攻任务。事件发生后约１小时，即９月１８ 日夜１１时１８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宫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十八日晚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奉第２０５号）。 　　接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编造说：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奉第２０８号）。 　　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除向军部谎报军情外，急忙大造舆论，谎称“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９月１９日上午９时，便在沈阳城中张贴出早已准备好的石印大布告，诡称。“华军之破坏铁路，攻击守备队”。９月２０日，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以显赫的大字 标题，报导“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２０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当局协议结果认为：“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同日，东京各报纷纷就所谓“奉天事件”发表评论，认定“此次事件之发端，由于破坏满铁”，因而“日军此次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便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对此，事变当时中国方面已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曾于９月１９日，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台湾东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九·一八”事变》一书中，在“九·一八事变之责任者”一节中有一段记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学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论主笔，为日本名士，记者友人，曾于事变后，访问于其东京私邸。即以事变真相，并历陈证据，证明铁路爆破确系日本守备队之行为时，被答，此中内幕，确如贵谈，然内田满铁总裁，已照实报告政府，同时外务省接各方外交官之报告，亦知事变为日军计划的行为也。

　　　　历史见证

　　尽管日本关东军如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假象，并向世界广造舆论，但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战犯们也不得不交待事实真相。 　　曾在１９４０年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１９４６年８月在伯力写的笔供中供认： 　　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中将），参谋长三宅大佐，参谋板垣少佐（大佐），还有其他青年将校）。侵略满洲是日本多年来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都支持了满洲事变。 　　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１９５３年写的笔供中说： 　　……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刘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 　　１９４６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发言中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满铁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制造爆炸事件并把此事归罪于中国人。损坏程度根本不那么严重，甚至没妨碍从长春向南开来的快车正点到达。

老红

宁愿多咳嗽，不做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