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译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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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三级）第一课： 有位年轻人发现，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漫步竟会惹起一场官司。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最终导致他出庭受审…… 一场小官司 我生平只有一次跟法律发生纠葛。被捕和出庭的整个过程在当时是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但现在倒成了一篇很好的故事。使此事可恼之极的，是我被捕以及随后出庭受审的种种 武断情形。 事情大约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二月。几个月前我中学毕了业，但要等到十月才上大学。当时我还在家中居住。 一天早晨，我来到离我住地不远的、伦敦的一个郊区——里士满。我在寻找一份临时工作，以便攒些钱去旅游。由于天气晴朗，而且当时又无急事，我便悠哉游哉，看看橱窗，逛逛公园；有时干脆停下来四处张望。一定是这种明显的毫无目的的游逛，使我倒了霉。 事情发生在十一点半钟光景。我在当地图书馆谋职未成，刚刚走出来，便看到有个人穿越马路，显然是想跟我说话。我以为他要问我时间。不料，他说他是警官，要逮捕我。起先我还以为这是在开玩笑，但又来了一个警察，这次是位身穿警服的，这一下我确信无疑了。 “为什么要抓我？”我问道。 “到处游荡，企图作案，”他说。 “作什么案？”我又问。 “偷窃，”他说。 “偷什么？”我追问。 “牛奶瓶，”他板着面孔说道。 “噢，”我说。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一地区多次发生小偷小摸，特别是从门前台阶上偷走牛奶瓶。 接着，我犯了个大错误。当时我年方十九，留一头蓬乱的长发，自认为是六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员。结果，我想装出一副冷漠的、对这一事件满不在乎的样子，于是我尽量用一种极随便平常的腔调说：“你们跟踪我多久啦？”这样一来，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是非常熟悉这一套的了，也使他们更加确信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 “坐到后面去，”他们说。“把手放到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不准挪动。” 他们分别坐在我的两边。这可再也不是闹着玩了。 在警察局，他们审讯了我好几个小时。我继续装成老于世故、对这种事习以为常。当他们问我一直在干什么时，我告诉他们在找工作。“啊，”我可以看见他们在想，“没有工作。” 最后，我受到正式指控，并通知我下周一到里士满地方法庭受审。然后他们才放我走。 我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辩护，但父亲一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后，就请了一位高明的律师。就在那个星期一我们出庭了，带了各种各样的证人，其中包括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作我的人品见证人。但法庭一直没有叫他作证。我的“审判”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开庭十五分钟，法官就驳回了此案。我无罪获释。可怜的警察毫无胜诉的希望。我的律师甚至成功地责成警察承担了诉讼费。 这样，我才没有留下犯罪的记录。但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显然导致宣布我无罪的证据。我有那种“体面人的”口音，有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双亲出庭，有可靠的证人，还有我显然请得起一名很好的律师。考虑到这次指控的含糊不清的性质，我肯定，如果我出身于另一种家庭背景，并且真的失了业，我完全可能被判有罪。当我的律师要求赔偿诉讼费时，很显然他的辩护词紧扣我的“学业优异”这一点上。 与此同时，就在审判室外面，一位抓我的警察正在沮丧地向我母亲抱怨，说是又一个小伙子要跟警察作对了。他带着责备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本可以稍微帮点忙的。”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说我本该显出愤愤不平的样子，并说：“喂，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我是学业出众的高材生。你敢抓我！”那样一来，他们也许会向我道歉，说不定还会脱帽致意，让我继续赶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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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贝蒂姨婆面临艰难抉择。在她家附近的谷仓内发现了一名受伤的联邦士兵。她必须做出决定：是帮助他，还是让人把他抓起来。她会作何选择呢？ 不肯告发的女人 詹妮斯•凯瑟•莱斯特 “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我所恨的只是战争……” 我的贝蒂姨婆总是用这番话开始她的故事。我小时候曾多次听过她的故事；每逢我们一家人去看望住在弗吉尼亚贝利维尔一所旧房子里的贝蒂姨婆时，她总要讲这个故事。当时贝蒂姨婆都快八十岁了。但我可以想象出她给我讲的故事里的她——刚刚二十岁，长得漂亮，有一对亮晶晶的蓝眼睛。 贝蒂•范•米特有充分的理由憎恨内战。她的一个兄弟战死在葛底斯堡，另一个当了俘虏。接着，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了，关到某地一所不为人知的俘虏营。 九月下旬的一个热天，贝蒂以前的奴隶迪克•朗纳来到贝蒂处，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所农舍，他本以为那是所空房子。但在屋里，他听到了低低的呻吟声。他随着呻吟来到顶楼，发现了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身边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婆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渍斑斑的蓝军服的、长着胡须的士兵时，她总是使用同样的话：“我就像步入一场恶梦：可怕的绷带，恶心的气味儿。孩子，那才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也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徒劳无益与死亡。” 在贝蒂•范•米特眼里，这个伤兵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给他水喝，并设法擦净他那可怕的伤口。然后她走出农舍，到外面呼吸一点清凉的空气，她靠着农舍，想到她所见到的这一切时努力不吐出来——他那只打烂的右手，那条失去的左腿。 贝蒂在顶楼上找到的伤兵的证件，证实了他的身份：第十一佛蒙特志愿军D连中尉亨利•比德尔，三十岁，。她知道应该把这个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可是她也明白她不会那样做的。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妻子，等着他，盼着他，可又杳无音信——就像我一样。在我看来，唯一重要的事是让她的丈夫重新回到她身边。” 詹姆斯•范•米特的妻子慢慢地、耐心地、巧妙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她几乎没有药品。而她又不愿意从南方邦联医院里极少的一点医药用品里去拿。但她尽其所有，作了最大的努力。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向贝蒂叙说了他在佛蒙特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子女的情况。比德尔也倾听着贝蒂讲述她的兄弟和詹姆斯的事。贝蒂姨婆总是跟我讲：“我知道他的妻子一定在为他祈祷，就像我为詹姆斯祈祷一样。真奇怪，我与她的感情多么接近。” 山谷中的十月的夜晚已变得很冷了。比德尔的伤口感染突然恶化。在迪克和妻子詹尼帮助下，贝蒂趁黑夜将这位联邦政府军官搬到她自家暖和的厨房上面的一个不易发现的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了高烧。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将会死去，因此找到她的家庭医生，多年的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 奥斯本医生为比德尔作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希望甚微，除非能弄到适当的药品。 “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北方佬那儿去弄！” 医生说她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将近二十英里之外。即使找到了他们，北方佬也决不会相信她的话。 “我会带着证据的，”贝蒂说。她到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着陆军部官印的文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她说。“我让他们看这个，他们一定会相信我。” 她让医生写下所需药品的清单。第二天一早，她就出发了。 她赶了五小时的车，马要休息时，她才停下来。当她终于站到哈珀斯渡口司令官的面前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约翰•D史蒂文森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但不信她的话。他说：“夫人，我们已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报告。” “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不过，除非他得到单子上的药品，否则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点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确保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理会贝蒂的感谢。“你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他说，“不管你讲的话是真是假。” 有了贝蒂带回到贝利维尔的药品，奥斯本医生才将比德尔从垂危之中拯救了过来。十天之后，比德尔就能拄着迪克为他制作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了。“我不能再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道，“我现在身体已经够好了，可以走了，我想尽早回去。” 于是，他们作了安排，由贝蒂的邻居和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协助贝蒂将比德尔送交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的军司令部。 他们将贝蒂的马和萨姆先生的骡一起套上车。比德尔躺在一个装满干草的旧木箱内，他将步枪和拐杖放在身边。 这是一次漫长而又缓慢的旅行，差一点以灾难而告终。在离联邦政府军防线仅有一小时的路程时，突然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一个人举着枪，逼着要钱，而另一个则将萨姆从车上拉了下来，贝蒂吓呆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在这时，一声枪响，拿手枪的徒应歹声倒地身亡。又一声枪响，另一个歹徒也躺倒在地上。是比德尔开的枪！贝蒂看着他放下步枪，掸掉头发里的干草。“上车吧，萨姆先生，”他说道，“我们赶路吧！” 在哈珀斯渡口，士兵们惊奇地盯着这位老农民和这位年轻的姑娘看。当缺了一条腿的联邦政府军官从装着干草的木箱里站起身来时，他们更是惊愕不已。 比德尔被派去华盛顿。在华盛顿，他把情况向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将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释放的命令。可是首先必须找到詹姆斯。经过安排，由比德尔陪同贝蒂寻找她的丈夫。 有文件记载，有个叫詹姆斯•范•米特的俘虏曾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展示在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里面。又查了一个俘虏营，结果也是一样。贝蒂•范•米特拼命抑制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她担心她的丈夫已经死去了。 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从队伍里走了出来，步履蹒跚地扑到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拄着拐杖站立一旁的亨利•比德尔也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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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每位教师都会常常问自己：为何择教为业？难道教书的回报大于课堂的煎熬？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我们来看一下作者是如何回答的？ 我为什么当教师 彼得•G•贝德勒 你为什么要教书呢？当我告诉我朋友我不想谋求行政职务时，他便向我提出了这一问题。所有美国人所受的教育是长大后追求金钱和权力，而我却不想要明明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工作，他为之大惑不解。 当然，我之所以教书不是教书对我较轻松。教书是我所尝试过的各种各样的谋生方式中最难的一行：机修工、木工、作家。对我来说，教书是令人熬红眼睛、手掌出汗、精神沮丧的职业。说熬红眼睛，是因为我无论备课备到多晚，从未觉得胸有成竹。说手掌出汗，这是因为我跨进教室之前总是非常紧张，相信由于自己是个傻瓜蛋终将被人发觉。说精神沮丧，是因为我一小时后走出教室时，确信这堂课上得比平常还要枯燥。 我之所以教书，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解答问题，或者因为我有自己觉得非与别人分享不可的知识。有时我感到惊愕不已：学生竟真的把我课上讲的东西做了笔记！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教书呢？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爱校历的步调。六月、七月和八月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研究和写作的机会。 我教书，是因为教学是建立在“变”这一基础上的职业。教材未变时，我自身却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变了。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自己有犯错误的自由，吸取教训的自由，激励自己和激励学生的自由。作为教师，我可以自行作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级学生通过自行编写课本的办法来学习写作，谁会说我不可以那样做呢？这样的课程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们都可以吃一堑长一智。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向学生提出他们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回答的问题。人世间充斥着回答拙劣问题的正确答案。我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也会想到一些不错的问题。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探索使自己和我的学生走出象牙塔，步入现实世界。我曾经开过一门叫做“在工业技术社会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课程。我的十五位学生读了爱默生、梭洛和赫胥黎的作品，记了日记，还写了学期论文。 但我们还办过一个公司，借钱买下一所破旧的房屋，通过对这一建筑物的整修翻新，我们实践了自力更生这一课题。在期末我们卖掉了房子，还清了贷款，把收益分给了实践小组。 所以说，教学给予我节奏，多样化，教学向我提出挑战，也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 不过，我还没讲到要教书的最重要的原因呢。 其中一个原因与维基有关。维基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她精力充沛，孜孜不倦地撰写她那篇论述十四世纪一位鲜为人知的诗人的学位论文。她写过一些文章，寄给了学术刊物。她独立完成了这一切，偶尔从我这儿得到一点启发。我亲眼看到了她完成论文，得悉自己的文章被采用，目睹她找到了工作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当研究员的职位，著书论述她在当我学生时萌发的思想。 另一个原因与乔治有关。他开始学的是工程学，后来他断定自己爱人胜过爱物，所以改学了英语。 还有珍妮。她中途辍学，但是她的同学把她拉了回来，因为他们想让她看到自力更生整修旧房这一项目的结果。我亲眼看到她回来了。我亲耳听到她对我说，她后来对城市平民产生了兴趣，继而成了一名维护公民权的律师。 还要提一提清洁女工杰基。她凭直觉了解的事情比我们大多数人通过分析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杰基已经决定读完中学，还要上大学。 这些在我眼前成长、变化的人，便是我要当教师的真正原因。当一名教师意味着当创造的见证人，目睹生命的开始。 “提升了”，不再教书了，也许会给我带来金钱和权力。可是我现在也有钱。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读书、与人交谈、提出诸如“做个富翁有什么意思？”的问题。 我现在还有权呢。我有权启迪，有权激发才智，有权开出书目，有权指点迷津。还有其他什么权力更重要呢？ 但教书还会带来金钱和权力以外的东西：那便是爱。不仅是爱学习、爱书本、爱思想，而且还有老师对走进自己生活、开始成长的尖子学生的爱。爱这个字也许用得不恰当：说魔力可能更为贴切。 我教书，是因为与开始成长的学生朝夕相处，我有时感到自己也同他们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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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妇女携带购物袋流浪街头。她们选择生活在一个多疑的自我小天地里，与世隔绝，这些妇女被称为女隐士或干脆叫携带购物袋的流浪女士。 穷困潦倒的流浪女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批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男子，通常嗜酒成癖。看来只有纽约吸引了一群奇特的无家可归的孤独女人；她们生活在一个多疑的自我小天地里，与世隔绝。 携带购物袋的流浪女士们不酗酒。她们不像无业游民那样为了寻求温暖和伙伴挤在一起。她们似乎彼此并不喜欢。她们也不爱接近普通人。一位社会学家称之为都市隐士。她们知道饭馆何时将残羹剩饭倒入泔水桶，她们就在那里寻找食物。当地居民每天在同一个街角看到同一个流浪女士时，便常在路过时塞给她一些零钱。 流浪女士们并不公开行乞，但她们也不拒绝别人的施舍。一旦某个流浪女士成了你那条街上的常客，你就很难在走过她身边的时候不给她点钱，就如同在教堂里走过奉献箱而不得不捐献一样。虽然你未必喜欢，但如果她选中你的门廊作为她夜间栖息之所，从道义上来讲，你就很难将她赶走，就像你很难赶走一条丧家之犬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流浪女士：有的栖身街头，声称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社会的种种约束；有的因亲属去世或因无力继续支付房租而变得无家可归，而她们又不知道到哪里或如何申请救济；也有些是准流浪女士，她们有个落脚点——有个兄弟或姐妹，偶尔可以去他们那儿洗个澡。 大多数流浪女士的年龄介于四十到六十五岁之间。即使在夏天，她们也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衣服之间塞满报纸，遇上坏天气，可以多一点抵挡。一般说来，这些女士们携带的购物袋越多，她们应付街头流浪生活的能力也越强。 “你可能以为我这些袋袋里是一堆垃圾，”一位流浪女士在一个教堂的施汤处一边吃饭一边主动说道，“可这都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替换的衣服啦，御寒的报纸啦。”流浪女士们不爱多说话，常把一般交谈当成一种侵扰。但过了一会儿，喝了鸡汤身子暖和了，她开始讲了起来。 “这个地方不错，”她主动说道，“这里的人挺友好。大多数的纽约人很冷淡。我城里有姐妹，但长大成人之后，就各走各的路了。对不对？” “我因牙齿坏了，经常出去。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要你在饭馆里拣点东西吃，牙齿就坏了，你再当心都没有用。人家才不管你呢。饭馆也不把杯子洗干净点儿。还没有等你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挨上了。我就遇上了这种事。我把牙齿补好后，才愿意见人。所以我就出去，试图忘掉自己的烦恼。我常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弄点吃的然后再去那些非去不可的地方。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因为你没法相信别人。” 所谓补牙云云，是典型的流浪女士的幻想。精神病学家们说，即使长时间交谈之后，流浪女士们仍然不能区别事实与想象。 有一个准流浪女士尽管在附近一家便宜旅馆里租有一间房间，每天却在火车站的中央自动楼梯下呆八小时。附近教学的一位牧师发现她有权享受一份小小的残疾人津贴，而她却从未去要过。于是，他便替她找了这一住处。但是每天大约从九点到五点，她仍然带着一个装牛奶瓶的板条箱坐在车站自动楼梯旁，不做任何事，也不与任何人交谈。这就像是她的工作一样。 谁也不知道在纽约有多少流浪女士。数字正在上升。一些牧师、修女和研究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照管或观察流浪女士们，并尽其所能努力改善这些穷困的女隐士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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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母子俩从失败中学到的，要多于从任何一次胜利中能学到的。母亲百折不挠的榜样，成了儿子日后生活中勇气的源泉。 妈哭的那天 杰拉尔德•莫尔 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我腋下夹着刚出版的体育杂志。家里就我一个人。爸爸上班去了，妹妹不在家，妈妈刚找到工作，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下班。我满以为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家里阅读心爱的体育杂志。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我从未见她哭过。 我小心地走近她，碰了碰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啦 ？” 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打字打得不够快。” “可你才上了三天班 ，”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只是在重复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对自己重要的大事而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妈伤心地说。“我过去总是讲，凡是我下决心干的事，我都能干成。我仍然认为大多数事情我想干就能干成。但我就是干不了打字这一行。” 我感到无能为力，很不自在。我十六岁了，但仍然以为妈什么都能干。几年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决定开办日托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妨碍她。她写信要求修幼托函授课程，做了功课，六个月后就正式获得了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就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一批等着入托的孩子呢。我相信这一切是妈妈能力的一个极普通的事例。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收供我和妹妹上大学。两年后我该上大学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拼命想办法攒钱。很明显，爹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除了担任一份全日制工作之外，还种八十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后没几个月，妈搬回来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机器说成是“一件废物”。 “我们只买得起旧的，”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盘子一洗，妈马上钻进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或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的高兴劲儿全没了。妈显得很疲劳，并拉长了脸。我没对她作任何表示。 星期二，爹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呆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还好吗？”我问爹。 “妈打字碰到点困难，”他说，“妈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多帮一点忙，她会很感激的。” “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地说道。 “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爹心平气和地说。“你也许还得再多干一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你能上大学。” 老实说，我才不在乎呢。我真希望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在哭泣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地不理解。我坐在妈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平静的说。我可以感觉到妈的痛苦，也感觉到妈在极力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而被打断的强烈的感情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妈妈。 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妈把脸靠在我肩膀上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妈，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妈的背因激动而颤抖着；我第一次明白妈妈也有弱点。妈还是我的妈，但又不仅如此：妈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到失败。我感觉到妈的痛苦，就像我千百次在妈怀里寻求安慰时，妈感觉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妈找到一份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做的工作，”妈简单地说。但在晚上，妈继续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练习。如今，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妈的房门前，听着妈嗒、嗒、嗒地打个不停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我知道，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的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找到了一份薪金更高、责任更大的办公室工作。我不得不相信：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接受一份报纸的记者工作时，妈已在我们的家乡报当了六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当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难过并认为自己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打着。那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妈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她那勇往直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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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厄内斯特海明威的故事讲的是父子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小男孩不懂华氏温度计和摄氏温度讶测量计温度的差异，使他误认为自己正死于高烧。而父亲却到了那天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 一天的等待 厄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我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后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进，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显出一副重病在身的九岁男孩的凄惨模样。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的，另一种是通便的，还有一种是去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想让我读点书给你听吗”？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的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朗读的内容。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因此看上去仿佛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的。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猎枪，使猎枪在冰上滑出去老远。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快要从堤岸顶上消失时，我击落了两只。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你得在这些被冰裹着的柴垛上跳上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撵出来。当人在这些既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尚未立稳之际，它们却飞了出来 ，使你很难射中。我击落了两只，逃掉了五只。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天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得了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说，烧发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哦，可怜的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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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广播通知说，敌方导弹正在逼近。于是，好几个邻居都希望在他们街道上唯一的防空洞里躲一躲。他们都能在里面藏身吗？防空洞的主人会让他们进去吗？且待下文分解。 防空洞 亨德森 导弹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我就是知道。快啦，说落就落…… 亨德森太太 （一把抓住他）咱们可怎么办啊？ 在上述和以下对白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小孩拿着的袖珍收音机一直在广播下述通告： 播音员的声音 这是康纳雷民防广播电台 ，这是康纳雷民防广播电台。空袭预备警报仍未解除。公职人员、担负紧急战备任务的政府雇员以及民防工作人员，请立即到岗。公职人员、担负紧急战备任务的政府雇员…… 哈洛太太 杰雷，再去求一求吧。 哈洛 你就别白费口舌了。他谁都不让进去。他说他腾不出地方，生活用品也不够，他家的防空洞是为三个人设计的。 亨德森太太 那咱们怎么办啊？ 哈洛 也许该挑选 一个地下室去收拾收拾。咱们把东西统统凑在一起。食品啦，水啦，把一切应用物件统统凑起来。 哈洛太太 这不公平。（指着斯道克顿的住宅）他倒躲在防空洞里安安全全的，可咱们的孩子只好等着挨炸…… 亨德森 咱们到他的地下室去，撞开那扇门。大伙说好吗？ 众人齐声赞同。 亨德森向地下室入口处奔去，哈洛追上了他，说道： 哈洛 你等等 ，你等等。那儿怎么挤得进这么多人。这样做简直太愚蠢。 韦斯 咱们何不抽签 ？挑出一家人呢？ 哈洛 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不会让咱们进去的。 亨德森 咱们可以一起下去跟他说，他把这条街上的人都得罪了。咱们可以去这样跟他说。 哈洛 那又有什么用？我三番五次跟你们讲过。即使咱们把门砸开，那个防空洞也容纳不下咱们这些人。咱们肯定会统统挤死，而且一点名堂也没有。 亨德森太太 这儿的这些孩子，哪怕只有一个因此而得救了——依我说，这就是一个理由。 又传来播音员的声音。 韦斯 杰雷，咱们这些人里数你跟他最熟悉。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可不再下去一趟 呢？同他说说吧。求求他。请他挑一户人家——通过抽签什么的—— 亨德森 一户人家，就是你家喽，韦斯，对吧？ 韦斯 （蓦地向他转过身去）那又怎么样？我有三个月大的婴儿…… 亨德森太太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你家小孩性命比我们家的小孩更贵重吗？ 韦斯 （冲着她嚷道）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要是你想争论谁应该比谁更值得活下去的话—— 亨德森 你干吗不把嘴闭上，韦斯？（勃发三丈无明火）外国佬来了，也就是这副样子。好斗、贪婪的半拉子美国人…… 韦斯 （脸色发白）你这个十足的白痴，好你个…… 亨德森太太 他没说错，韦斯！我敢断定你就是那种蹩脚透顶的货色…… 韦斯突然穿过人群朝亨德森扑过去他们两个随即展开了一场短暂的格斗。哈洛气喘吁吁地奔过来，站到他们中间，把双方隔开。 哈洛 你们再打啊，继续打呀。咱们用不着等导弹飞过来。咱们自相残杀嘛。 韦斯太太 （恳求）马蒂，再到比尔的防空洞走一遭吧。求他—— 韦斯 我已经求过他了。毫无用处。 警报又响了，人们似乎靠得更近了，大家抬着头凝视夜空。看得见远方的探照灯光。 哈洛 探照灯。导弹一定更近了。 亨德森 （突然推开哈洛，向通向地下室的台阶走去）我这就下去叫他把那扇门打开。我可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件事了。 男子甲 他说得对。快啊，咱们去干。 防空洞里 格雷斯紧紧搂着保罗。斯道克顿靠近门站着，静听那伙人走过时从外面传来的喧闹声。砰地一声，防空洞的门被敲得震天响。 防空洞外 亨德森 比尔？比尔•斯道克顿！一大群想活命的邻居都在外面等着啦。现在你可以开门了，让咱们一道来合计合计你这个洞里能进去多少人。否则，你尽管我行我素下去吧——可咱们就要打进来了。 哈洛上场，挤过人群，走到防空洞门边。 哈洛 比尔，我是杰雷。外面这些人可不是在开玩笑啊。 斯道克顿的声音 我在里面也不是在开玩笑。我已经对你说过，杰雷，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你们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你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干些别的事情……比如想想发如何逃生的办法。 男子甲 咱们干吗不去找根结结实实的粗木头来把门砸开？ 亨德森 咱们不防去贝内特大街。菲尔•克兰家地下室 里有几根大木头。我看见过。咱们去扛一根吧。我们只要叫克兰闭上嘴，别问我们要它做什么就行了。 韦斯 咱们还是克制一点，先别争，好好想一想…… 亨德森 （转过身来，脸朝着韦斯）谁也不在乎你想什么。你也罢，和你臭味相投的人也罢，别人才不管呢。我本以为这些话在上面已经讲清楚了。我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得把你从这儿撵出去。 话音刚落，他便冷不防拨出拳头朝韦斯脸上猛地挥去韦斯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墙脚。他妻子尖叫着奔到他身边，手里仍抱着婴孩。有几个人想使劲拉住那位邻居，这时出现了一阵混乱。哈洛迅速走到了韦斯跟前，扶着他站起身来。警报再次拉响。 亨德森 （声音盖过警报和混 乱中的喧闹声）快，咱们去找样东西把门砸开。 大伙从地下室出来走向台阶。 防空洞里 斯道克顿慢慢地转过身来，脸朝着妻子。即便当这伙人离去时，斯道克顿一家人耳边仍然回响着他们愤怒的尖叫声。 格雷斯 （抬起头来）比尔，刚才那些人都是谁呀？ 斯道克顿 （转过身去盯着门看）“那些人？”那些人是咱们的邻居，格雷斯。咱们的朋友。是和咱们在一条街上生活了二十年的人。（接着露出一种异样的固执的神态，同时换了一种口气）来，保罗。咱们拿东西来把门顶住。能拿来的统统拿来。 于是，他和孩子动手用家具、发电机、书本以及凡是可以找到的并搬得动东西堆起一道屏障。 防空洞外 那群人扛着一根约有十五英尺长的又粗又大的木头沿街走来。他们的喊叫声与断断续续的警报声、康纳雷民防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混成一片。 播音员的声音 我们接到通知，再一次提醒全体居民保持镇静，不要上街。这是紧急通知。请不要上街。有关方面正在采取一切防护措施。但我们必须保证军用车辆和重要的民防车辆在大街上畅通无阻。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不要上街。请不要上街！。 那伙人刚聚集到斯道克顿家门前，便立刻扛着那根大木头向里冲，并沿着台阶往地下室走去。正当木头猛撞防空洞门时，警报拉得更响，更加刺耳了。就在这时，我们看到韦斯和哈洛都加入到这伙人中，握住木头，以助上一臂之力。 防空洞里 当防空洞门因受到猛烈撞击而快要倒下时，斯道克顿和保罗用劲顶着。周围响着一片怒吼声，断断续续的警报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 防空洞内外 当防空洞门被砸开时，这片嘈杂声响到了震耳欲聋的地步。保罗和斯道克顿被推到防空洞的里面。正在这时，地下室的电灯亮了。警报声也响到了极点，接着突然停止，随之四周是长时间的一片死寂。然后，从一处角落里的袖珍收音机中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 播音员的声音 这是康纳雷民防广播电台。这是康纳雷民防广播电台 。请继续收听重要消息。请继续收听重要消息。（稍停）美国总统刚才宣布，原先没有辨别清楚的物体，现在已经辨明肯定是卫星。再广播一遍。没有敌方导弹飞近。再广播一遍。没有敌方导弹飞近。该物体已查明是卫星。这些物体没有危害，我们没有危险。再广播一遍。敌人没有侵袭。敌人没有侵袭。 韦斯太太 （含着泪，轻声哭泣）感谢上帝。哦，感谢上帝。 韦斯 （脸上青肿，结着血块。低声地）阿门。 亨德森 嗨，马蒂……马蒂……我刚才是疯了。望你能理解。我只不过有点失常。我刚才说的地些话都不是真的。（他舔舔嘴唇，声音颤抖）咱们大家都……咱们都那么害怕……那么慌乱。（伸出双手，做了个手势）嗳，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对吗？我是说……嗯，你会理解，刚才咱们为什么有点气急败坏…… 人群中发出一阵低语声，有几个三心二意地点点头，但这时大家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哈洛 我想马蒂不会因这件事而记恨你的。（说完转向斯道克顿）我希望比尔不要为此（指着他周围被毁坏的东西）而记恨咱们。我们会赔偿损失的，比尔。咱们马上募捐。 当斯道克顿穿过地下室经过他们身旁向台阶迈去时，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又是一阵绝对的死寂。 韦斯 （声音颤抖，紧张不安）咱们不妨……明天晚上咱们不妨举行一个街坊聚会什么的。好好庆祝一番。我想我们现在该开个庆祝会了。 韦斯环顾四周，朝大伙笑笑，但他的微笑显得局促不安，一则因为心有余悸，二则因为他感到此刻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某种令人沮丧、极度不安的东西。 斯道克顿向下走了一级台阶，随即停步，转过身来面对大家。他的脸毫无表情。 哈洛 （佯装笑容，竭力想缓和空气）举行街坊聚会是个不错的主意。（看了一下四周的人）能恢复正常，什么都成。 斯道克顿 （看着一张张的脸，不慌不忙地摇摇头）正常？（稍停）我不懂。我不懂什么叫“正常”。原先我以为我懂，可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哈洛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们会赔偿损失的…… 斯道克顿 （眼睛盯着他看）损失？（点点头）我不知道咱们是否清楚，那都是些什么损失？（又看看一张张的脸）也许最大的损失是了解到我们正常时是个什么样子的。咱们原来是这种人。透过表面就能看清。我是说咱们全都如此。都是些赤赤裸裸的畜牲，把性命看得那么重，为了能够活下去，可以把自己的邻居活活卡死。（他靠在楼梯边的墙上，突然感觉疲惫不堪；他一面转身离开他们，一面轻声说）今天晚上咱们没有挨炸弹……可是我怀疑即使没有炸弹，咱们是否就一定不会完蛋。 他继续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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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白日做梦一直名声不好，但现在科学研究业已揭示，白日做梦实际上可能会增进精神健康和创造力，甚至能帮你如愿以偿。 做点白日梦 尤金•罗德塞普 “又在想入非非了吧，巴勃？你要是老这样消磨时光，你将一事无成！难道你就不能找点有益的事做吗？” 许多年轻人都听到过他们的父母讲过那样的话。直到最近，这种对白日做梦的敌视态度仍是最常见的态度。白日做梦被视为浪费时间，或被看成是对现实生活及其责任的一种不健康的逃避。但现在有人对此持一种新的见解。有些人认为，白日做梦或许是一件十分有益于健康的事情。 人们对白日做梦的态度正在改变，犹如人们对夜间做梦的看法已经改变一样。人们曾一度以为夜间做梦妨碍我们所需的休息。后来，研究人员设法打断睡眠者的梦。他们了解到，不让做梦的睡眠者反而得不到有益的休息。这些人变得紧张不安，变得脾气暴躁。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他们的心理健康会暂时受到损害。要恢复健康，就得让他们做梦。 如今研究人员正发现白日做梦对人的心理健康可能也有重要的影响。他们说，白日做梦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但它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一些心理学家已经进行过试验，并得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 琼•T•弗赖伯格博士得出结论说，白日做梦有助于智力发展。白日做梦还能提高专注程度，延长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并改善与别人相处的能力。在对小学生进行的一项试验中，同一位研究人员还发现白日做梦使孩子们更加注意细节。他们更有幸福感。他们合作得更好。另一名研究人员报告说，白日做梦似乎能产生更强自制力与更好的创造力。 但这些仅是一部分情况。有关白日做梦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或许是它在按我们自己的意愿构想未来生活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工业家亨利•J•凯泽相信，他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对白日做梦的积极利用。他坚持认为：“你尽可以想象自己的未来。”佛洛伦斯•南丁格尔曾梦想成为护士。年轻的托马斯•爱迪生也曾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发明家。对这些著名的成功者来说，似乎他们的白日梦都变成了现实。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博士认为，我们想象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结果往往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劝告说：“在你心目中树起一个你自己的形象……，这样，你就会向这个形象靠拢。倘使你把自己惟妙惟肖地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单这一点就会使胜利化为泡影。你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这将对你的成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你心目中没有一个确立的形象，你就会随波逐流……” 一些运动员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例如，前撑竿跳冠军约翰•尤尔塞斯每次比赛前都使用白日做梦的技术。他会想象自己赢得胜利。他逼真地想象自己在某一高度越过横竿。他会把所有的细节一一在脑海里过一遍。他会想象到体育场和观念的情景。他甚至想象出草坪和泥土的气味。他说，这种想象力的运用在脑子里留下记忆痕。这些记忆痕将有助于他的临场发挥。 为什么脑子里的一个成功形象会有助于取得实际的成功？身为外科医生兼作家的马克斯韦尔•莫尔茨博士是这样解释的：“你的神经系统不能区别想象出来的经历与实际的经历。无论哪种情况，它都对你给的信息自动地做出反应……它对你信以为真或想象为实际的情况作出恰当的反应。” 他相信，有目的的白日做梦在大脑中建立起新的“记忆”。这些积极的记忆可改善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而自我形象对一个人的行动和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 你会利用有意识的白日做梦来创造自己的未来吗？你不妨试一试。下面是那些相信白日做梦的创造性的人推荐的方法。选一个你能独自一人不受打扰的时间。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想象力更加自由地翱翔。许多人发现，如果假想自己坐在一个大的屏幕前，则可以获得最佳效果。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理想形象放映到这个屏幕上。 现在你就来尽可能生动地按你所希望的那样想象一下你自己吧。记住将你想达到的目标想象成你似乎已达到了。将这一图像的全部细节在脑海里过一遍。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得清楚、明晰。将这些细节深深地刻印在你的记忆里。这样生成的记忆痕，据说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它将有助于你达到你的目标。 当然，白日做梦绝不能代替艰苦的努力。如果你要的是体育成就，你还得进行大量的锻炼。你得努力提高技巧。如果你追求的是优异成绩，你绝不能忽视学习。单是白日做梦不能使你如愿以偿。但与较为通常的自我提高的方法结合起来，它就有可能起关键性的作用。是仅仅干得好一些，还是成为冠军，其差别往往在此一举。 假如研究人员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没有想入非非、白日做梦的生活就不可能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就的。因此他们建议每天留出几分钟时间，用于白日做梦。这样做，可以增进你的身心健康。每天放上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假”，到想象的王国里去遨游一番，可以为你的生活增添许多兴奋和乐趣。说不定你真的会见到你的白日梦成为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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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二战的最后日子里，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亲密幕僚躲在指挥部地堡里，一直到柏林沦陷。他知道失败在即，必须为自己安排后事。本文详述了希特勒结束生命的经过。 希特勒之死 威廉•L•夏勒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消息传到了使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与外界隔绝的地堡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同伙和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寿终正寝，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也落得个同样下场。 当墨索里尼与情妇于四月二十七日试图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经简短审讯之后，即被处决。四月二十八日的那个星期六夜里，两具尸体被卡车运到米兰，扔在市广场上。次日他们被人用绳子绑住脚跟倒挂在灯柱上，后来绳子被人割断，结果在那个星期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就躺在地沟里。五一节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一起埋在米兰公墓的乞丐坟场里。就在这样的奇耻大辱中，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成了历史。 有多少墨索里尼可耻下场的具体细节传到了元首的耳朵里，至今无人知晓。我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确实听到了不少，这只能加强他不让自己或他的新娘被示众丢人现眼的决心——不论是活的精神，还是死尸。 获悉墨索里尼之死的消息后不久，希特勒便开始为他自己的末日作最后的准备。他命令将他心爱的阿尔萨斯狼犬毒死，将家中的另两只狗击毙。然后，他把他仅剩的两名女秘书传来，递给她们毒药胶囊，以备节节逼近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服用，假如她们想用的话。他说，他很抱歉，不能送给她们更好的告别礼物。他还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晚已经来临，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他指示他的秘书荣格夫人销毁他档案里的剩余文件，并传出命令，地堡里任何人必须得到下一步的命令后才能就寝。这项命令被大家理解成：他断定自己诀别的时刻到了。但据几个见证人回忆，直到午夜后很久，在四月三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元首才步出私室，出现在用餐的大过道上；这里聚集着大约二十个人，大部分是他那群同僚中的女性。他走过队列，与人们一一握手，嘴里咕哝着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他的眼睛像是蒙着一层厚厚的泪水。据荣格夫人记忆，“他的眼睛像是透过地堡的墙壁，望着远方。” 希特勒离开后，发生了一桩怪事。地堡里一直在不断加剧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突然间被打破了，好几个人走进食堂，跳起舞来，怪诞的舞会不久变得吵吵嚷嚷，以至于元首的住处传出话来，要求安静一些。俄国人说不定几小时之内就要打进来，将他们统统杀死——尽管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已在考虑如何逃命——但此时此刻，既然元首对他们生活的严格控制已告结束，虽是短暂的片刻，他们也要及时行乐。这些人如释重负，因此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 柏林再也守不住了。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城市。现在的问题仅是如何保卫总理府。然而，正如希特勒和鲍曼在四月三十日中午举行的最后一次形势分析会上所获悉的那样，总理府也注定要被攻破。俄国人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远了。阿道夫•希特勒实现其决心的时刻已到。 那天，他的新娘显然没有胃口用午餐，希特勒与他的两名秘书以及那位吃素的厨师一起进餐。厨师或许还不知道，她准备的是希特勒的最后一餐。大约下午二时三十分，正当他们快用完午餐的时候，元首的司机，负责总理府车库的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要立即将二百公升汽油装在油罐内送到总理府花园。肯普卡要搞到这么多的汽油颇有困难，但他还是设法收集到大约一百八十公升，在三名士兵帮助下，扛到地堡的紧急出口处。 当他的司机在收集火葬用的汽油时，希特勒吃罢最后一餐，带着爱娃•勃劳恩，再一次最后告别他最密切的合作者：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以及厨师曼齐阿里小姐。 他们告别完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戈培尔博士、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过道中等候着。不一会儿功夫，传来了一声左轮枪响。他们等待第二声枪响，但只有一片寂静。略等片刻之后，他们轻轻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滴着鲜血。他朝嘴里开了枪。在他旁边躺着爱娃•勃劳恩。两支左轮手枪都掉到了地板上，但新娘没有开枪。她吞服了毒药。 当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三十分，是他五十六岁生日后的第十天，离他当上德国总理和成立第三旁国正好十二年零三个月。 他死后仅一星期，第三旁国就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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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阿尔夫•托夫勒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技术的发展速度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快得多。技术的象征不再是工厂的烟囱或流水装配线。随着我们走向未来，这种速度将越发迅猛。 工艺技术上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 阿•托夫勒 对大多数人来说，“技术”这个词往往使人联想到浓烟滚滚的钢铁厂或是轰隆作响的机器。或许，技术的典型象征仍然是半个世纪之前亨利•福特首创的流水装配线，并在电影《摩登时代》里，被查理•卓别林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然而，这一象征并不完善，并且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技术上从来就不仅仅是工厂和机器。中世纪发明的马轭导致了耕种方法的重大变革，它与几世纪后发明的贝西默鼓风炉一样是重大的技术进步。再者，除了机器之外，技术还包括技艺，即制作方法，而这些技艺的运用并不一定都要用机器。技术包括促成化学反应的方法、养鱼、造林、剧院照明、选票统计以及历史教学的方法等。 如今，旧的技术象征更会引起误解；当今最先进的工艺流程是远非由流水装配线和鼓风炉来进行的。实际上，在电子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大部分新兴工业中，安静和清洁的环境是其特色——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而流水装配线——组织大批的人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已经过时。现在该是更换我们的技术象征的时候了——以便赶上技术本身越来越快的变化。 这种加速趋势通常可用对交通进程的简短回顾来形象地描绘。譬如，有人指出，在公元前六千年的时候，人类可使用的最快的远距离交通手段是骆驼运输队，平均每小时八英里。直到大约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双轮马拉战车的发明，才将最高速度提高到约每小时二十英里。 这一发明给人的印象如此之深，要超过它的最高速度又如此之难，以致于过了将近三千五百年，到了公元1784年第一辆邮车在英国运行时，它的时速平均只有十英里。1825年问世的第一辆蒸汽机车，最高时速仅为十三英里，而当时的大帆船仅以不到火车一半的速度在海上慢慢颠簸。大概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借助一种更为先进的蒸汽机车，才达到二十英里的时速。花费了人类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记录。 然而，此后只用了五十八年，就把这一速度提高到原先的四倍，因此到1938年，人们乘坐飞机旅行的时速超过了四百英里。后来，仅用了二十年的瞬息时间，就使这个速度又翻了一番。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火箭推动式飞机的时速接近四千英里，而人们乘坐宇宙（密闭）舱则以一万八千英里的时速绕地球运行。 我们无论是考察旅行的距离、达到的高度，还是考察开采的矿产，这种加速的趋势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以及其它上千种系统的统计资料里，都明白无误地呈现出这种模式。数千年过去了，然后，到了我们的时代，一切极限突然都被打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技术自身的滋养作用。现有的技术使更多的技术得以实现；只要我们稍许看一看革新的过程，就会一目了角。技术革新包含三个阶段，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首先是有一个创造性的、可行的想法。其二是它的实际应用。第三，是在社会上的推广。 当体现这一新思想的技术推广反过来帮助产生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时候，这一过程就完成了，这个循环也结束了。今天，有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的每一个步骤之间的时间已经缩短。 因此，正如人们常常提到的，从古到今的科学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还健在，新的科学发现天天都有；这不仅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些新思想投入使用的速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这一循环过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即想法和应用之间——的时间已大大缩短。这一点是我们和我们祖先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别。这不是说我们比祖先更急切或更加勤快，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发明了各种社会手段来加速这一进程。 但是假如将新思想投入市场所花费的时间更短的话，那么，它在全社会推广所花费的时间也更短了。举例说吧，电冰箱在1920年前在美国就问世了，但是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它的生产高峰才来到。然而到1950年的时候——仅仅在几年时间内——电视已从实验室的一件新生事物发展成娱乐业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一循环过程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即应用和推广之间——的间隔也同样缩短了，而推广的进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进行。 发明、应用、推广的加速反过来更进一步加快了整个循环过程，因为新机器或新技术不仅是新的创造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源泉。